【改革开放四十年】卢荻|历史轨道上的“改革开放”
编者按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保马自今日起将陆续推出纪念文章。近些年，谈及“中国崛起”、“中国速度”，毋庸置疑，相联结的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以“市场”为理论依托的华盛顿共识构成了后进发展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然而，如此去历史化的认知框架在触碰具体的社会现实时往往捉襟见肘。改革开放始终在历史的轨道上前行，中国之所以屡屡创造奇迹，除却基于生产的高投资率，同时不可忽视前三十年奠定的工业基础，“这两者都是有赖于内部的制度和结构条件的支撑。解析、阐明这些支撑条件的形成和运作，也就成为评价改革开放的关键”。
本文原载于《明报》2018年11月13日，后略作修改。文章经由作者授权，感谢卢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往期回顾
改革开放在历史的轨道上
文|卢荻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到2018年，刚好度过40年。适逢新冷战的威胁黑云压城之际，国内、海外涌现出各式各样评价这个历程的言论，从中再引申出对未来走向的判断或要求。
必须承认的发展表现
任何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评价，都必须以它的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基础，这应该是无可疑议的。
就经济增长表现看，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最全面的量度指标，在1978-2017年期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9.51%，相对于1952-1978年期间的6.15%明显增长加速。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计，在这两段期间分别录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后者的两倍有多。
诚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是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至多是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的提升，而非社会发展本身。改革开放的批评或质疑者一般会指出，在此期间其实存在着多种背离社会发展的情况，诸如收入分化、环境破坏、工作条件恶化、以至政治和社会压力增加等等。这些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另说，无论如何，其影响始终会被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指标包括进去。
种种社会发展指标中最具整体性的应该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5.86岁提高至2016年的76.25岁，近四十年期间提高了10岁，比起之前1966-1978年期间的提高14岁，好像并不怎么出色，至少远逊于经济增长表现的差距。不过，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自有其规律，在既有医疗技术的限制下，过了特定的年龄临界点就会出现提高速度放缓。一个较为合理的量度是将中国的表现放在世界范围作比较，在196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低1岁，至1978年已经比后者高6岁，至2016年则比后者高5岁，虽则中国是直至本世纪初才从低收入经济体迈进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
总括而言，改革开放年代的社会发展表现，就纵向历史比较看还是值得表扬的，就横向世界范围比较看也是出色。中国在1966-1978年期间的出色表现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会体制（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提供的普及化农村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表现则应该是有赖于物质条件的提升：在1978-2017年期间，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达2.70%（加上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则是2.57%），而中国的增长率是它的三倍有多。
破除迷信是理解现实的起点
一旦承认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增长表现优异，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经济增长表现的成因或动力是什么？
改革开放就是答案——这是最常见的说法，官方是这么说，更重要是符合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有关后进发展的主导意识形态，所谓华盛顿共识。官方的说法较为笼统，因而依靠华盛顿共识来解释中国经验确实很有成为主流的劲道，尤其是可以简化为增长是来自经济市场化、融入世界市场、以及私有部门的扩展，总之是诉诸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信条。
然而这种解释很有将市场“物化”也即神秘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历史的理论模式来观照、要求历史，面对现实时总显得左支右绌。首先好像就是放之四海而皆不准，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却并没有得到所承诺的发展业绩；正如上述，在1978-2017年期间，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达2.57%，如果从中撇除人口占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余下的发展中世界的表现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国本身，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部门占绝对主导，之后至今公有制部门确实大为萎缩但仍是控制着战略性产业，而整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以快速资本深化、而非劳动密集为主导，都是根本偏离了市场原则。
必须破除物化式认识障碍，必须有远比华盛顿共识全面和细致的认识框架，方能解释中国的经济表现，恰当评价改革开放的建树和不足。而无论是哪个框架，首先必须有一个认识，即：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始终是资本积累，经济体制的作用，在于有效率地动员社会资源并配置到生产性部门上。在1980-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达到40%的水平，比之前十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则从之前十年的平均27%下降至1980-2016年的平均24%，同期发达国家是从27%下降至23%。显然，正是投资率的差异，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加速，以及远超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表现。
改革开放在历史的轨道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都是自1970年代末期至今度过了近40年。新自由主义的体现是经济金融化，也即金融投机活动愈趋占据主导，排挤生产性投资，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投资率在全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的局面。其后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呈现去工业化趋势，只是前者作为金融化的发源地和集中地，去工业化趋势远为迅猛，包括大量制造业的快速向外转移。
在此期间，中国成为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济体。至2016年，中国稳据全球第一工业国的位置，工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球的22%和2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日本两国的总和。而制造业的特性，一方面是本身具有规模和范围效益的潜质，另一方面是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由此，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包括大量非生产性活动的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却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性经济体，而同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正是与此相连。
全球范围的产业布局调整，对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机遇相同，为什么只有中国得以如此快速工业化？显然，全球化之外，还有中国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强调的高投资率是其一，改革开放之前年代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是其二，这两者都是有赖于内部的制度和结构条件的支撑。解析、阐明这些支撑条件的形成和运作，也就成为评价改革开放的关键。
从更宽广的背景看，评价改革开放、展望未来走向，需要有历史视野。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因为历史性的（资本与劳动）阶级关系紧张导致生产性部门利润率下降，从而由聚焦于生产转向金融化，由1950-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模式”转向自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从而让中国获得加速工业化的契机。那么，在中国方面，在1970年代初期开始由中央计划转向经济决策分散化、推动农村工业化、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技术等等，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其中固然有与西方得以缓和的外因，更重要是内因，从“抓革命、促生产”转向“四个现代化”，意味着革命的难以为继，以及革命传统再也难以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凭借，后革命时期走到了它的终结。